抗日英雄張君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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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英

筆者2014年在《川匯文史資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心為黨終身不移》的文章,介紹了民主人士、原周口市副市長李典則,其中有一個小標題是“千方百計掩護同志”,敘述了1935年10月,李典則任商水、淮陽兩縣聯立中學校長時,經過他的掩護和巧妙周旋,使我黨地下工作者張君英幸免于難、虎口脫險的事。同年12月中旬,筆者接到張君英的兒子張晉生同志的電話,他在電話中說:“從電腦上看到那篇文章很激動,父親76年前在周口做地下工作的事至今還有人提及,使我很感激!”從那以后,筆者便與張晉生經常聯系,他給筆者寄來了許多有關張君英烈士的可貴資料,經過整理在《周口晚報》發表,讓我們周口人對已故的張君英烈士可歌可泣的一生更加了解。

聰明好學參加革命

張君英,1913年生,1945年犧牲,原名君膺,字華福,后更名君英,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趙溝鄉(原滎陽縣須水鎮水牛張村)人。7歲時,張君英父母雙亡,他靠伯父伯母撫養長大。

張君英自幼聰明好學,1931年春考入開封第二師范學校,同時又作為旁聽生到河南大學學習。其間,他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和進步書刊,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一有機會便向人們宣傳革命思想,參加革命活動。1932年,張君英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到尉氏中學任國文教師。

1936年春,張君英由登封進步人士李仲敏介紹,到登封縣立師范任歷史教師,其間,他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貫徹于教學之中,講人類社會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與社會發展的規律,講從猿到人的轉變,講勞動創造了人,他還運用實例進行教學,曾帶領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古,通過發現的古人類的文化遺址,以及在遺址中發現的石器、陶器等向學生傳授有關歷史知識,同時引導學生懂得“勞動創造了人類”的道理、懂得勞動創造了包括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內的人類文明,引導學生體會勞動的意義。張君英在校內秘密組織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為登封地區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做了思想準備。后來,登封縣立師范的許多學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

周口教學虎口脫險

1936年秋,張君英接受了位于周口的商水、淮陽兩縣聯立中學校長李典則的聘請,到該校任國文教員。

張君英同志到學校后與李玉亭(河南省西華縣人,1938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開封、商丘地委第一書記,中共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老師住在一個屋,兩個人都是國文教員,開始互不了解。張君英上課時,常在黑板上寫“抗日救亡”4個字,給學生講革命道理。當時,國民黨宣傳是“抗日救國”,中國共產黨宣傳的是“抗日救亡”,李玉亭從這4個字看出張君英是共產黨人,兩個人很快成為知己。

張君英與同校教師彭正浩、魯雨蒼等人政治見解一致,關系密切,他們經常在學校暗暗開展革命活動,宣傳抗日。當時,他們挑選了40多名進步學生,組成宣傳隊,由張君英、李玉亭領導,深入街道、農村,大唱《犧牲到最后關頭》《大刀向鬼子們大的頭上砍去》等抗日歌曲,公演《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和《血衣》等短劇。為擴大宣傳范圍,他們還跑到數十里外的商水、西華、淮陽等縣宣傳,演出現場不斷響起“向日寇討還血債”“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的口號,在群眾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張君英帶領學生上街演抗日劇目,大唱抗日歌曲,組織學生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被國民黨周口市黨部書記馬道本發覺,他向河南省綏靖公署秘報,綏署電令駐周口特派員周濟武,會同當地警察局逮捕張君英,鐐解綏署。同年11月下旬,周濟武將李典則叫到他的住室,告知逮捕張君英的密令,李典則故作鎮定地對周濟武說:“周口就這一所中學,如果在這里逮人,讓群眾知道學校里有共產黨,誰還敢讓孩子到聯中上學,這樣聯中不就垮臺了嗎?張君英是滎陽人,學校很快就要放假,他回家勢必經過漯河,如在漯河逮捕他,周口群眾就不會知道這件事,學校也不會受到影響。”

周濟武接受了李典則的建議,決定在漯河逮捕張君英。李典則回到學校,找到張君英,讓他迅速離校,并再三叮囑他千萬不要走漯河。張君英當即離校,脫離險境,經開封、鄭州回到老家隱蔽,這才幸免于難。

不辭勞苦堅持抗戰

1937年2月26日,張君英受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委派,離開妻子與剛生下26天的兒子晉生,到山西省沁縣開展工作,主要任務是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發展犧盟會會員、建立區級犧盟會組織。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君英再次受犧盟會派遣,以犧盟會特派員的身份到沁陽,建立縣、區兩級犧盟會機構。

1940年秋,張君英被派到山西省昔陽縣任縣長。這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此時,昔陽縣東部的皋洛地區物資匱乏,戰斗頻繁,危險隨時都會發生,但是張君英抱著共產主義信念,以大無畏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一直在那里堅持抗日斗爭。據當時曾在山西省昔陽縣與張君英一起工作的趙順義同志(新中國成立后任河南省鄭州市教育委員會主任)介紹:“當時,張君英是騎一匹紅馬去昔陽縣上任的。縣政府駐在皋洛農村,張君英到任當天夜里,我軍便和日本鬼子相遇,雙方混打起來,打到天亮日本鬼子被打跑了,我們這才發現張君英的馬丟了,縣政府的印也不見了,后來好不容易在荒野里把印找了回來。”張君英雖然出身富家子弟,又是縣長,但卻能廉潔奉公,堅持原則,不搞特殊享受。一次,張君英生了病,發高燒難以進食,秘書安排炊事員給張君英做面條,但張君英不讓,堅持與大家一起吃小米飯。他的手槍也是光溜溜的不用布包,后來經縣委副書記陳冰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河南省計委主任、建委主任、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和省人大副主任等職)多次勸說,張君英才到縣政府財務科拿布將槍包上。為方便晚間辦公,按規定縣長每月有5斤特供煤油,張君英從不多用。趙順義說:“當時我是昔陽縣政府教育科長,與張君英縣長在一起辦公,晚上同用一個馬燈看書,他教我學了不少知識,對我幫助很大!”

1942年春,張君英奉命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后又參加了整風運動。□王羨榮文/圖


    • 發布日期:2017-07-06       來源:周口晚報       編輯:吳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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